阅读英国报刊时，常常会遇到一些不熟悉的典故，其中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轻骑兵冲锋”（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不仅在与战争相关的文章中经常出现，还看到在政治时事新闻中使用，甚至在看体育比赛报道时都会跳到人眼前。从字面上很难猜出这个典故的意思，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弄清楚这句话想表达什么，了解到其背后的故事来自克里米亚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似乎已经完全从公众记忆中消失，提到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战争，人们首先想到是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然而，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无论是对英国社会和欧洲格局，或是对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在当今发生在欧亚地区的许多冲突中，都可以看到这场160多年前战争的影子。

 

克里米亚战争，在当时的政治宗教环境中，显得相当奇特。19世纪中叶，曾经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多时，处于崩溃边缘。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与之打了几百年仗，曾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此时却在担心庞大的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后残局该如何收拾。俄罗斯一直以东正教领袖自居，认为自己有天赋使命，一心要解救巴尔干地区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认为瓜分奥斯曼帝国也是合理正当的要求。然而欧洲列强所顾忌的，恰恰是俄罗斯对巴尔干的渗透，因为在他们看来，虽然同属基督教家庭，俄罗斯永远都是一个野蛮、不开化、具有扩张性的民族，崛起后的俄罗斯所带来的威胁，甚至超过了奥斯曼帝国。因此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出现了天主教国家法国和奥地利，联合新教国家英国，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携手，共同对抗东正教国家俄罗斯的奇怪局面。

 

克里米亚战争历时2年多，从1853年夏俄军入侵位于多瑙河下游、受奥斯曼帝国控制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今罗马尼亚）开始。在英法联军介入后，战场转移到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经过对军事重镇塞瓦斯托波尔近一年的围困之后，联军终于在1855年9月攻陷了这座军港。次年二月，俄罗斯被迫接受《巴黎条约》，失去了对多瑙河下游和黑海的军事控制。然而，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并没有给欧洲和近东地区带来长久和平。仅仅15年后，俄罗斯就在欧洲列强的许可下重建黑海舰队，并于1877年再次向奥斯曼帝国宣战，渡过多瑙河进军巴尔干，甚至一度逼近君士坦丁堡，虽引起西方警觉，但成功夺回了因克里米亚战争而丢失的领土。

 

19世纪，在欧洲与近东地区发生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战争。老朽帝国消亡，新兴国家诞生，昔日盟友反目，冤家对头联手，克里米亚似乎只是卷入其中的一处而已。然而，这场战争对参战各国产生的影响却极为深远，战争中所呈现出的一些关键冲突、对各国政治经济产生的冲击以及在国民心理上投下的阴影，至今余波未平。

 

改变欧亚版图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虽然没有让俄罗斯丢失大量领土，却让其成为世界东正教领袖的野心遭遇挫折，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原有的威望一扫而空。在此局面下，俄罗斯转而向东扩张，征服中亚草原，而这一行动的领头人就是两名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兵。同时在高加索地区，俄军成功清除了当地穆斯林反叛武装，迫使大批穆斯林逃离家园涌向奥斯曼帝国。战火殃及的近东和巴尔干地区，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大规模人口迁移。俄罗斯控制地区的穆斯林与奥斯曼帝国内的斯拉夫人都遭遇了被屠杀被驱逐的命运，往往是整座村庄被连根拔起，两地难民心怀恐惧和仇恨，各自朝着相反方向逃离。经过多年的流血冲突，这一地区人口分布状态复杂、种族与宗教关系微妙，为后世的冲突埋下了祸根。

 

克里米亚战争获胜一方中，欧洲国家里投入兵力最多的是法国。联军部队中有一小支部队，来自位于地中海北岸、邻近法国的皮埃蒙特王国。当时皮埃蒙特还只是亚平宁半岛上诸多城邦国家中的一个，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法军携手积极出力，是希望在今后的意大利独立运动中获得法国的支持。从法国的角度看，鼓励欧洲小国独立与拿破仑三世重振法国威望的愿景相契合，尽管意大利北部当时属于奥地利的势力范围，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还是让法国皇帝信心大增，而且当时俄罗斯也不再有能力介入任何欧洲战争，于是在战后不久，法国就与皮埃蒙特联合，向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盟友奥地利宣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1871年意大利实现统一，拿破仑三世也得到了与意大利接壤处的尼斯和萨伏依作为回报。

 

塑造国家身份认同

 

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促使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下定决心，将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进行到底。这项改革早在亚历山大一世期间就已开始，在遭遇地主贵族抵制之后屡屡停滞不前。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让俄罗斯人看到，以农奴士兵为主的俄军训练水平落后，士兵素质低下，不可能战胜西方列强的新型军队。亚历山大二世借助战后俄罗斯各阶层对改革的热情，不断施加压力，最终废除了农奴制。

 

然而，克里米亚战争对俄罗斯最深远的影响却发生在精神层面上。克里米亚半岛除了战略位置重要，还与俄罗斯历史息息相关，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一片圣土。根据俄罗斯编年史记载，公元988年，古代罗斯人的领袖、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就是在克里米亚南岸的赫尔松涅索斯接受洗礼，带领基辅罗斯人接受东正教的，而接受洗礼的地点就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塞瓦斯托波尔的坚守和失陷被描绘成不屈不挠的俄罗斯精神的体现，在塑造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曾作为一名炮兵少尉亲历克里米亚战争，与坚守要塞的军人朝夕相处让他相信只有在俄罗斯平民身上，才能看到真正的国民性。塞瓦斯托波尔之战，成为俄罗斯民族神话构建的一部分。

 

 

克里米亚战争还强化了俄罗斯对西方列强强烈的背叛感。许多俄罗斯人相信，尽管同是基督教大家庭成员，自己永远不会得到欧洲的认可，因此而受到的伤害和产生的敌意，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苏联解体之后，依然挥之不去。苏联解体后乌克兰转向西方，在一些俄罗斯人看来，这就是西方国家再次夺走塞瓦斯托波尔、遏制俄罗斯的图谋。对他们来说，夺回克里米亚，不仅是为了军事利益，更有强烈的政治和宗教动机。

 

这种对西方的反感，也表现在土耳其人身上。在表面上，奥斯曼帝国是克里米亚战争的获胜方，但对于很多土耳其人来说，这却是一段耻辱的历史，是帝国衰落的转折点。他们认为，西方政府并非土耳其的朋友，因为他们真正的意图是通过逼迫政府“改革”，让奥斯曼帝国彻底西方化，最终达到终结伊斯兰教统治地位的目的。正是由于克里米亚战争触发的社会变革，土耳其第一次出现了民族主义运动。其精神理念，即在穆斯林的传统框架内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几十年之后由“青年土耳其党人”继承，并以此创建了现代土耳其国家。但是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伊斯兰的权威与世俗化政治制度之间的纠缠纷争，在这里从未中断过。

 

 

孕育当代社会共识

 

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扮演的是配角，也没有涉及领土得失，但克里米亚战争对英国社会的影响却同样深远。

 

克里米亚战争是最后一场依然遵从“骑士精神”、交战双方会在战斗间隙停火以便各自处理死伤者的大型战争，同时又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各种新技术例如新型来福枪、电报、蒸汽机船、火车等纷纷开始用于军事，改变了战争格局。

 

对英法两国来说，这还是第一场官方政策被公众舆论左右的大战。在出版自由的英国，第一次出现了战地记者这一职业，记者在前方用电报发回的战场报道，大大影响了公众对战争的看法。

 

本文开头提到的“轻骑兵冲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句话来自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同名诗歌，其中有“战士们知道，有人犯了大错“，但是”他们的职责是行动和付出，冲进死亡峡谷……“的句子。当时有英国报纸的战地记者发回报道，说在巴拉克拉瓦战役中，英军轻骑兵旅因指挥错误冲入峡谷，被俄军炮火重重包围，但战士们纪律严明，绝不退缩，造成重大伤亡。丁尼生的诗根据这一报道写成，把这次近乎自杀的行动描绘成一场”光荣的失败“，在英国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广为流传。当时，英国舆论普遍认为英军指挥官靠贵族身份上位，军事才能平庸，但是平分阶层的士兵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另一个经常用来表达类似意思的说法是“狮子被驴子指挥 ”（lions led by donkeys），也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第一次出现。

但尼生的《轻骑兵冲锋》是诗人根据报纸对战事的报道，加以自己的想象写成，反映了公众情绪，流传甚广。

 

这种对“光荣的失败”的崇尚、对士兵的尊重和对将军的鄙视，贯穿于英国文化中。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国专门设置了表彰英勇作战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维多利亚勋章，战争纪念碑上的雕塑中第一次出现了士兵的形象。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显著提高了地位的还有中产阶级专业人士，通过对战争作出的实质贡献，他们逐步树立起自己社会精英的形象，例如被称为现代护理创始人的南丁格尔就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成名的。可以说，当代的许多社会共识，例如应追究领导责任但不能责怪普通员工、凡事应尊重专业人士意见等等，都可以追朔到克里米亚战争。

 

在今天，也许只有俄罗斯人还牢牢地记得克里米亚战争，对于大部分参战国家来说，这已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在土耳其更是被刻意从国家记忆中剔除了出去，但是这场战争所造就的东西方格局、国民身份认同以及社会共识，却仍在不断影响着当今世界的走向。

 

文章系《看世界》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