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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区报·读与思周刊·国家兴衰新解: “包容性”与“压榨性”

BBC电台4台一年一度的“里思讲座”(Reith Lecture)今年请来的是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他可算是近年来英国经济历史学界的明星,在牛津和哈佛大学任教之余,还频频出版面向普通读者的经济历史学畅销读物,包括《货币崛起》(The Ascent of Money,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和《帝国》(Empire)等,同时还担任根据这些读物改编的电视专题的主持人。他的“里思讲座”的主题是西方国家中的公民社会如何渐受侵蚀,失去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造成文明衰退。这些观点将会收入他的新书,在今年秋天出版,名为《大退化》(The Great Degeneration)。

在讲座中弗格森多次提到一本新书《国家因何衰落》(Why Nations Fail),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达龙•阿疆莫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共同撰写。这两位作者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力,但这次合作,针对的是学术圈外的普通读者,出版之后引起不小的反响和争议。

对于历史上各种国家与政权的兴衰,长期以来已有相当多的研究,许多人曾提出各种理论试图解释这些兴衰变迁的根源。《国家因何衰落》首先一一反驳几种流行的理论,包括地理决定论:气候与地理环境决定国家兴衰,文化决定论:人群的勤奋与价值观造就了地区发展的落差,以及无知论:落后地区的人们缺乏对先进文化、技术和管理能力的掌握等等。作者列举大量古今事例,指出上述三种理论的自相矛盾之处。

这本书的中心议题,也是两位作者的野心,是建立一套新的理论用以解释国家的兴衰。他们提出的观点,是“体制”(institutions)上的差别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包容性”(inclusive)体制允许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与之相反,“压榨性”(extractive)体制让社会上少数精英垄断决策大权,独占社会财富。“包容性”体制下大部份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保护、创新和努力得到回报,而“压榨性”体制虽然可以通过强制分配社会资源获得经济增长,但对大部份社会成员缺乏激励机制,发展无法持续。

弗格森显然十分赞同两位作者的观点,他在讲座中特别提到,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是近代西方文明迅猛发展的起点,这也是两位作者在这本书中反复论述的事件。他们认为在“光荣革命”之前,英国和其它欧洲君主制国家在经济体制上就所不同,具体表现在皇室无法垄断大西洋贸易,造就了一个富裕的商贸阶层,促成了从皇室手中夺权的“光荣革命”,建立起一个“包容性”的政治经济体制,而这一保护私产、鼓励创新的体制,就为几十年后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在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皇室垄断了大西洋贸易,商贸阶层孱弱,而在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经济支柱仍然是被少数贵族垄断的农牧业,任何变革的尝试都会受到强烈抵制,这就是为什么“光荣革命”和以后的工业革命只能发生在英国的原因。弗格森还从经济历史的角度上分析,认为“光荣革命”确认了议会监督并担保皇室债务的制度,因此可以大举借债建立强大的海军,为大英帝国在全球的扩张提供了金融基础。

试图用一套理论解释国家与文明的兴衰,是十分大胆的举动。本书出版之后,许多人对两位作者的努力表示赞赏,但也不乏批评的声音。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认为“包容性”和“压榨性”这两个概念模糊不清,而且无法解释罗马帝国的衰落等重要历史事件。然而不管赞同还是反对作者的理论,大部份人都同意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富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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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品

吕品

283篇文章 6天前更新

独立撰稿人、《经济观察网》特约记者。曾任《卫报》(Guardian)编辑。自认十多年的科研训练让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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